第二個是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第二次分離的問題。目前全國各地的土地自愿的、有償的轉包有幾種類型：一是親友之間自發(fā)轉包；二是向專業(yè)的經營戶轉包；三是向合作社轉包，四是向資本農業(yè)轉包。各地目前土地轉包的情況如何、轉包率的高低、轉包種類的多少、對農業(yè)和農民有何影響，這些都值得關注。

另外，如果實行土地轉包，那么法律應該保護承包權還是經營權？一般情況下，轉包時間長，對經營戶有利，反之，對承包戶有利。承包戶外出打工，如果因工作不順心等情況，想回家繼續(xù)種地，如果土地轉包一兩年，可以在短期內收回，但是如果轉包十年、二十年的話，比較麻煩。但是，如果轉包時間不長，如何進行土地上的投入以及土地的中長期規(guī)劃？

第三個是宅基地問題。既然宅基地是集體所有并且給農民使用，那么農民的宅基地能否集體聯合起來進行房地產開發(fā)？像城鄉(xiāng)結合部產生的很多小產權房都是由此引起的。非農使用的宅基地能否進行此類利用，以使得城鄉(xiāng)結合部的這種土地的增值部分歸集體和農戶所有？

第四個是農田水利建設問題。近兩年，南方的旱澇比較嚴重，中央下決心要解決農田水利的建設問題，補清改革開放 30 年來對中小手工業(yè)以及抗旱投入的不足。如此大量的自上而下的投入，如果沒有農民的組織和參與，會導致地方大量的腐敗，如何來進行財務監(jiān)督？ 2004 年稅費減免以后，各種各樣的轉移支付也到了農民手里，但是這些年來農民對基層的觀念和基層官員的評價沒有升高。歷史還在那里流淌，沒有變，歷史很多的東西發(fā)生了，就一直會流淌到現在。有些歷史表面被中斷了，它的主流還在那里流淌，對于流淌到現在的歷史，如何評價？考察當代反復發(fā)生的事情，是缺點我們就改正，是優(yōu)點我們繼承。

第五個是農民工和城市化的問題。首先，中國幾億農民的城市化到底怎么解決？在中國，是不是讓農民搬到縣城、省城和特大城市里面去才叫城市化？這個需要考慮。一般來說，按照現代化的趨勢，大量農民搬到城市，農村的勞動力迅速減少，人均耕地面積擴大，適度規(guī)模和大規(guī)模的農業(yè)出現。但中國人口集群龐大，能不能按照一般的工業(yè)化、城市化、農業(yè)現代化來理解，需要作一個新的界定。

其次是城市化和行政區(qū)劃的關系。城市化的主導是各級行政還是全國意義上的寬泛意義上的利益集團？這是一個問題。

再則，農民工制度已經維持了 30 多年，能否長久地維持下去？城市這一農村勞動力輸入地對農民工不承擔社會保障的責任，把對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的保障交給土地和農村，這樣的制度安排對勞動力輸入省份和用工單位有利。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高流動不利于形成階級意識，高流動便于統(tǒng)治，不便于管理。勞資的關系不會形成大規(guī)模的沖突，但地方對這些高流動人群的管理會遇到一些問題?！?80 后”、“ 90 后”的新一代農民工能不能接受這樣一種制度安排？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長久滯后于工業(yè)化。

最后，重慶經驗是不是為我們提供一種標準的答案？需要重新思考。重慶把農村的戶籍制度改革和房改、土改結合起來，形成“地票制度”。在保留農民的宅地、耕地和林地的同時，給進城農民以 5 種保障，可不可能？另外，重慶是解決本地農民的進城問題，像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等地外來農民進城，確實是一個很難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