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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開放的社會，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，讓“愚智賢不肖”各得其所，處于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。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，包括教育公平、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。而這一目標的實現(xiàn)，還任重道遠……

近日，“麥可思-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(yè)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”項目組從大約50萬人的調查樣本中得出結論：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準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。盡管這一結論其實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經驗，并不需要反復證明，但這并不意味著此項調查絲毫沒有意義——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調查的統(tǒng)計數據，更加直觀地呈現(xiàn)了“出身”對一個人教育和就業(yè)的影響——結果再次佐證了社會分化的“馬太效應”：優(yōu)勢和劣勢社會階層的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，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日益強化。

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，人與人、家庭與家庭、職業(yè)與職業(yè)乃至官與民之間，差異都不是很大。這種平均主義顯然不值得留戀，因為“大鍋飯”嚴重地損害了社會效率，打擊人們創(chuàng)造出類拔萃成就的積極性和進取心。在開放和競爭的時代，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是追求社會效率的必然結果，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。但現(xiàn)在的問題在于，貧富差距畸形放大，我國基尼系數已接近0.5，大大超過了0.4的國際警戒線；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趨于滯澀，甚至出現(xiàn)“板結”，弱勢階層成員的“上升渠道”受阻。

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，在教育市場化的背景下，農村孩子通過上大學實現(xiàn)“鯉魚躍龍門”越來越難，不單上大學的機會少（我國城鄉(xiāng)人口基本對半，但去年在校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比例為1:4.65，比上世紀80年代的1:2放大倍余），就算有幸完成大學學業(yè)，其就業(yè)和發(fā)展也面臨更重壓力。2004年中國社科院發(fā)布的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》報告顯示，“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，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要比常人高2.1倍，好職業(yè)的父親更有可能幫助子女調換到好的工作”，而此次“麥可思-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(yè)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”的結果，只不過再次驗證了不同社會階層在教育機會和就業(yè)機會上的不平等。

教育本是弱勢群體改變命運、實現(xiàn)向上層流動的關鍵通道，但調查發(fā)現(xiàn)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接受基礎教育條件較差，與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樣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，但高校在錄取的時候，同等院校錄取農民工子女分數高于城市家庭子女，這就造成了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教育資源與高校錄取上的雙重弱勢。他們要付出大得多的代價才能獲得同等的教育機會。

在就業(yè)方面，競爭中出現(xiàn)的不公平現(xiàn)象更為嚴重，有“門道”往往比“能力學識”更重要——社會底層家庭子女只有憑能力去競爭，而權勢階層和富裕家庭可以通過權力和財富去為子女就業(yè)獲得特殊優(yōu)勢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這種不公平的競爭往往以公權部門的“制度化”面目出現(xiàn)。最近，江西九江武寧縣一些事業(yè)單位提供的崗位僅允許本縣干部子女或家屬報考；浙江媒體日前披露，2003年溫州市龍灣區(qū)組織了一次針對該區(qū)干部子女的公開招錄，錄取了干部子弟22名。這類現(xiàn)象絕非個例，如任其泛濫，勢必形成“變相世襲”，進一步堵塞下層民眾的“上升渠道”。現(xiàn)在有關身份上的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貧二代”甚至是職業(yè)上的“寫二代”、“星二代”等說法廣泛流傳，正是社會流動滯澀、固化的輿論反映。

一個開放的社會，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，讓“愚智賢不肖”各得其所，處于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。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，包括教育公平、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。而這一目標的實現(xiàn)，還任重道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