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2日至14日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俄羅斯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問。此訪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兩國在經貿合作中的進展。在13日舉行的中俄第十九次總理定期會晤后，雙方即簽署了1500億人民幣的貨幣互換以及天然氣供應、高速鐵路、核能、旅游等38項合作協議。

西方媒體對此訪的評論大致可以一言以蔽之：鷸蚌相爭，中國得利。在他們看來，由于烏克蘭局勢引發(fā)的地緣政治沖突，歐美集體對俄實施嚴厲的制裁，而中國則利用這個機會擴大了對俄貿易，成為“悶聲發(fā)大財”的最大贏家。相關評論中隱藏著“酸葡萄”、提防、憂慮等復雜心態(tài)，但卻不便也難以做過多的公開指責。對任何國家而言，在不損害他國利益的前提下，通過外交維護并獲取國家利益，都會被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視作正當行為，而通過開展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，也是一種符合時代潮流的世界趨勢。

毫無疑問，中俄當前擴大經貿合作是在西方制裁俄羅斯的大背景下進行的，但與其從中美俄三角博弈、東西方對抗等角度對此加以過度闡釋，毋寧將之看作是中國奉行“務實外交”的一個典型案例。

二戰(zhàn)特別是冷戰(zhàn)結束以來，隨著各國相互依賴的加深和交往的日益頻繁，“外交”這個原本內涵較為固定和單一的詞匯被貼上了諸多新標簽，“意識形態(tài)外交”、“務實外交”、“元首外交”、“經濟外交”、“多邊外交”等說法不斷涌現。以上幾種說法中，后三種更多是外交的形式或手段，相互之間并不矛盾，但“意識形態(tài)外交”和“務實外交”都更多是對一國外交總體風格的描述，且兩者之間有時會發(fā)生矛盾。

“意識形態(tài)外交”并不必然同國家利益相矛盾，因為意識形態(tài)也是國家利益組成部分之一，比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，意識形態(tài)本身之于新生政權鞏固和國家安全即具有特殊重要性。然而，當意識形態(tài)被過度放大，甚至于由此影響到國家對其自身利益的判斷時，奉行“意識形態(tài)外交”就可能損害到本國的利益。在新中國外交史上，中蘇關系的變遷堪稱“意識形態(tài)外交”的典型案例。意識形態(tài)并非中蘇交惡的唯一因素，但卻無疑在其中發(fā)揮了重要影響，鄧小平在回顧歷史時就曾談到當年兩國“都講了許多空話”。在尼克松訪華之前，意識形態(tài)曾是我國劃分敵友的重要標準，而此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，意識形態(tài)對我國外交的影響開始淡化。不過，無論對于我國還是對于西方國家，意識形態(tài)都不可能完全退出外交領域，區(qū)別只在于不同時期在一國對外政策中體現的多寡強弱。比如當前西方國家普遍倡導的“價值觀外交”，本質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(tài)外交。

與意識形態(tài)外交相對應的“務實外交”，強調在遵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前提下，盡最大可能維護和拓展本國利益，“經濟外交”則往往是其主要手段。進入新世紀，“務實外交”在我國對外交往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體現。近年來中非之間通過加強經濟聯系提升外交關系，即是其中的突出案例。

當然，無論是開展對非務實外交被一些人污蔑為“新殖民主義”，還是當前擴大對俄經貿往來遭遇西方世界的猜忌，都表明“務實外交”的開展，在國際社會中并非沒有阻力。

那么，怎么應對這種阻力？首先當然是不能為外部的各種雜音動搖，要有“八風吹不動”的定力。此外，一則佛家的小段子或許能提供一些啟示：去過寺廟的人都知道，進廟門首先是笑臉迎客的彌勒佛，而其背面則是黑口黑臉的韋陀。據說最初他們并不同廟，而是各有殿堂。彌勒佛與人為善，香客眾多，卻由于過于遷就而管理不善；韋陀疾惡如仇、錙銖必究，卻因太過嚴肅而香火不旺。佛祖發(fā)現問題后，就讓他們同處一廟，彌勒佛居于正堂笑迎八方客，而韋陀則在背后堅持原則、糾正偏差。于是寺廟大旺。
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我國外交既需要韋陀也需要彌勒佛。需要韋陀，就是要在國際事務中堅持“按照是非曲直本身決定自己的立場”、“任何情況下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”等原則；而“務實外交”則是中國外交中的“彌勒佛”，它應成為我國對外廣交朋友、拓展利益的主要依托。

具體到中俄關系，一方面兩國加強經貿合作的“務實外交”需要排除外部非議的干擾，且在戰(zhàn)略上應做到習主席最近所說的“中俄要相互借力給力”。但同時，我國發(fā)展對俄關系應有自身立場，不能因而走到西方的對立面。在烏克蘭等是非難斷的復雜國際問題上，應慎重表態(tài)，甚至必要時可以暫時采取模糊戰(zhàn)略。

卜永光（浙江學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