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日，被稱為“民告官”法的《行政訴訟法》在立案、判決等方面做出新規(guī)，禁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干預、阻礙法院受理行政案件，旨在消除民告官的“難”。據(jù)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介紹，我國行政訴訟有個特點，就是原告的勝訴率即被告的敗訴率低。10年前被告敗訴率占30%左右，近年來下降到10%以下，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%。（11月5日《大河報》）

倘若對“民告官”案的審理，完全是以事實為依據(jù)、以法律為準繩，哪怕“民告官”的勝訴率再低，也不意味著司法的扭曲與不公。以此來論，“民告官”勝訴率的高與低，并不能簡單置換為公平指數(shù)，那“民告官”勝訴率的高低，便不具備太大的參考價值。

在現(xiàn)實中，“民告官”的勝訴率，從10年前的30%降至現(xiàn)在的10%，甚至是一些省份的2%。各種利益的干擾、各種權力的介入，讓“立案難、審理難、執(zhí)行難”，成為行政訴訟案的三大難點。

如此現(xiàn)實下，審視《行政訴訟法》的大修，很有現(xiàn)實價值，因為這是保障公平與正義的有力前提。如新法明確行政機關“別插手”行政案件，就是意圖破除權力的直接干擾；如“民告官”案“上提一級”的管轄分類，也是為了避免錢權的干擾；再如行政機關若不執(zhí)行法院判決，可以直接處罰負責人……類似的做法，就是對現(xiàn)實的一種制度回應。

不過，具體的效果如何，仍然有待現(xiàn)實的檢驗。但很顯然的一點是，法律是平衡人們利益最重要的武器，也是呵護社會公平與公正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如果權力能輕易取代法律，那后果的確不堪設想，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社會退步。如果法律不能成為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有力工具，那就意味著社會底線的失守與潰敗。

不能讓底線失守，就必須關注“民告官”的公平與正義。就“民告官”的勝訴率而言，不患“低”而患不公。“民告官”勝訴之后，也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，“執(zhí)行到位”才是“民告官”勝訴的終點。簡而言之，就“民告官”而言，不能只盯勝訴率，更要盯程序正義性與實體正義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