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以上說的“我們”，除了“頂層”，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讀法，那就是“改革者”。改革既然有賴于“頂層設計”與“頂層推動”，那么，“頂層”與“改革者”也無疑是一碼事了。

現(xiàn)在的問題是，“那種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，空間越來越小。社會多元帶來的利益分化，時常令改革者面對‘不是這部分人不如意，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見’的兩難。當分歧的根本不在于‘是非’而在于‘取舍’，當矛盾的化解很難再靠覺悟、靠動員，改革就從‘理當如此’的抉擇，變?yōu)橐环N你來我往的博弈。”在這段話中，“我們”就被讀為“改革者”的。

不知道“這一部分人”與“那一部分人”分別指的是什么人。媒體上時有百分之幾的人占有百分之大幾十的社會財富，百分之大幾十的人只有百分之幾的社會財富的說法，那數(shù)據(jù)未經(jīng)核實，我不想隨便加以引用，但襲用“模糊數(shù)學”而說“極大多數(shù)的人”與“極小部分的人”，恐怕是錯不了的。香港新老特首交接之際，華爾街日報一篇題為《香港直面貧富差距擴大》的報道，里面有一段話說：“2011年，香港的基尼系數(shù)上升到了0.537，而2001年的水平為0.525。基尼系數(shù)是衡量居民之間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，取值區(qū)間為從0到1。 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數(shù)水平甚至超過了中國內地貧富差距水平的各種估計數(shù)據(jù)?！弊詈筮@一句，是以中國內地為參照系的，“甚至超過”以及“各種估計數(shù)據(jù)”中的“甚至”與“估計”之類的措辭，也都相當含蓄且令人深思。說中國內地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，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，應是不爭的事實。

坊間有言：屁股決定腦袋?！吧鐣亩嘣贝_實帶來“利益分化”，于是就有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，諸如：要不要壓低商品房的價格，要不要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資，要不要限止壟斷行業(yè)高管的年薪，如此等等，似乎就都有不同的意見。舉個例子說，你要縮小收入差距，就有人以“金磚四國”中的印度之類為參照，認為“兩個比重”（即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、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）都不低，各方面的收入差距不大，“折騰這個干嗎”。倘若在“極大多數(shù)的人”與“極小部分的人”二者之中，“頂層”或“改革者”都感到因為沒有“是非”而難以“取舍”，那么，“深水區(qū)”的改革如何深入，改革的“攻堅戰(zhàn)”又如何“攻堅”，確實是個問題了。

人哪，正如一位哲人所說：要自己拔著自己的頭發(fā)離開地球，確實很難。